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妆容精致、身姿优雅，在万米高空的机舱里从容地推着餐车，笑容标准而得体。这是空姐在大众脑海里停留的印象。
在公众视野里，她们光鲜、体面，拥有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。2025年，脱口秀演员“嘻哈”在段子里，揭开了这个职业承受的高压一角，但更多日常依然很少被看见。
高强度的飞行节奏、被不规律切割的作息、长期累积的身体损耗，以及需要时刻紧绷维持的情绪状态，隐匿在精致的妆容和微笑后。
也因此，近几年，一些年轻空乘选择离开。她们写下辞职信，头也不回地离开蓝天，回到地面，转行进入各色各样的行业，重新寻找人生的坐标。
22岁的祝佳就是其中一员。不太一样的是，辞职后，她没有选择其他工作，而是回到老家，经营起每天推车摆摊的生活。
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放弃一份看起来很好的工作去摆摊；也很少有人真正知道，“压力大”这三个字背后，具体意味着什么。
通过祝佳的故事，我们可以透过某个视角，从那些脱离航线的个体出发，去重新看见这个职业。
蓝天梦下的枷锁
下午5点，天色渐暗，路灯一盏盏亮起。祝佳把推车停在路口，一盒盒卤好的鸭货摆上台面。她动作利索，收拾得干净清爽。
她说，这些习惯是从飞机上带下来的，“之前什么东西都是用一次性的，必须得保证干净，旅客看着也舒服。”
离她从航司辞职已经过去了半年多，提起飞机上的日子，她依然记得很清楚。
成为空姐，带着一点机缘巧合。2020年初，祝佳刚读韩语专业不到一年，原本出国留学的计划被搁置，家里人替她打听了一圈，建议转去学空乘专业，她也没有抗拒，“就当圆一下蓝天梦”。
于是，她转了学校，待了两年，学礼仪、学服务规范、去外地实操，参加航空公司的校招。在一场面试中，一共有700多人报名，最后只通过了12个，她是其中之一。
2023年，她正式入职，进航空公司时刚满19岁。
从坐飞机的旅客变成了在飞机上工作的空姐，祝佳记得很多第一次。
第一次换上粉色制服，她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觉得“美坏了”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第一次飞行，被师傅带着领飞，她站在舱口往外看向蓝天，从起飞看到下降。第一次给旅客播报落地信息、第一次发餐发水、第一次在高空看到云层下面铺开的城市灯火，觉得什么都透着点奇妙。
她逐渐知道了一些当旅客时不会留意的事。比如5岁的孩子可以独自坐飞机，从登机到落地，地勤和乘务员会全程记录他的情况，几点上了洗手间、吃了什么、睡着没有，都会落地发给家长；再比如七八十岁的老人单独出行，也会被一路照顾到位，不让家属操心。
这些过去坐在旅客座位上从来想不到的事，如今一项项落在她手里。
新鲜感退去，精神压力随之而来。刚飞的时候，祝佳心里始终绷着一根线，任何细小的偏差都要避免。
最忙的是登机这段时间。旅客登机前，空姐要提前一小时上飞机，核查应急设备、清点餐食数量、整理服务车，连卫生纸的数量都不能搞错，出了差错就要接受问责。
旅客登机后，发餐发水、巡视客舱，刷马桶、打扫洗手间，旅客的各种问题要一一接住，各种突发状况也全落在空姐手里。
飞机上，祝佳真正能直起腰的时间并不多。发餐时，餐车从机头推到机尾，她不停蹲下取餐，站起来递出去；遇上行李架装满的航班，需要挨排帮旅客重新整理行李，爬上爬下；和旅客说话超过三句就必须先蹲下。
弯腰、蹲下、起身，这个动作一天重复上百次。祝佳想了一下，“我压根就没怎么站直过。”
每个月、每个周，公司都会派人上飞机考核。各种部门的领导和组长随机检查，提问应急设备的操作规范，服务细节，比如梅雨季经常下雨延误要怎么处置、旅客在飞机下降时执意要去洗手间该怎么处置，回答不上来就扣分。
“每次知道当天有检查员上飞机，头一晚就睡不踏实”，不知道会提什么问题，也不知道这次会在哪个细节上出纰漏。
外在形象的标准，细致到方方面面。发型是统一的盘头，高度、大小、头型、长度全有规定，一根碎发都不能有。眼影限制是粉色系，口红必须是亮面唇釉，色号也要统一。
公司发制服的时候会带丝袜、光腿神器，这像是空姐的一个默认出厂设置。“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规定就是乘务员必须要穿丝袜，可能是为了美观，但行动上是真的不方便，很容易勾破。”勾破就影响美观，需要更换，因此祝佳每天都要多带一条全新的丝袜备着。
冬天飞东北，又是晚上落地。机舱门打开，寒风灌进来，男乘务员的裤子里可以加棉裤，女乘务员只能靠一层薄薄的加绒丝袜御寒。
“但这就是制服要求，‘你不穿丝袜，你别来上班’，不穿属于制服缺失，飞不了航班的。”
对体重的规定更让祝佳感到荒唐。她身高171cm，公司给出的标准体重是110斤以内。祝佳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困惑与无奈，“每个人的骨架都不一样，怎么可能让我们都保持统一标准？”
一旦超出标准体重的10%，就要停飞去健身房减肥。而为了保证工作状态，乘务员被规定不能空腹飞航班，减肥不允许节食。
因为早晚班交替，规律的作息完全不可能。祝佳要么在凌晨被闹钟叫醒，要么在下午。
几乎每个空姐都做过这类关于迟到的噩梦：时间来不及，登机牌找不到，人已经在机场却赶不上航班……
对空姐来说，迟到、漏飞，是头等可怕的事情。漏飞是每个空乘职业生涯里最不愿碰到的事——迟到可能还好，只要没有影响航班正常起飞，处罚相对轻。漏飞则需要临时抽调其他人补位，整个运行节奏都被打乱，随之而来的处罚是扣绩效、停飞，一年之内不得晋升。
祝佳手机里定过最早的闹钟，是凌晨2点40分。起床后她要化妆、盘发，赶去公司4点25分的准备会，坐上机组车赶去机场，走一遍飞行前的全套流程。
公司规定，从上一个航班落地到下一个航班起飞之间，排班的间隔要超过10小时，调度时常卡着这个时间。算上路途来回、洗漱，中间能真正闭眼的时间只剩七八个小时。
因为熬夜、作息不规律，失眠的问题接踵而至。有时晚上刚落地，但第二天还要飞早班，身体已经累到不行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始终睡不着。最开始尝试吃褪黑素还有用，后来吃了也很难入睡。“明明很困，就是睡不着”。
“夺命大四段”，是民航圈里对一天飞四段航班的叫法。连续执行四个航班任务，对空乘的体力和精神都是极大的考验。
祝佳飞过一次最辛苦的四段，是从长春起飞，飞往徐州，短暂休息后从徐州飞到珠海，再从珠海飞回徐州，最后飞回长春，在祖国的南北端来回飞。
她凌晨3点40分起床，按正常情况晚上11点半落地。但因为珠海天气不好，导致延误，祝佳和其他空乘不停地安抚生气的旅客，次日早上7点多才落地长春。
执行了超过24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，祝佳小腿肿胀，走在路上都是飘的。回到酒店，她把制服往床上一扔，连妆都没力气卸，累到直接趴下睡觉，第二天醒来仍浑身疼痛。
做空姐的三年里，她落下了不少职业病。
由于搬行李、频繁蹲起和久坐导致腰肌劳损，起飞降落时气压变化大而得了中耳炎，脸上、皮肤上因为高空紫外线起了晒斑，头发因为熬夜大把地掉，脚掌也布满高跟鞋磨出来的老茧。
三年里，为了应对临时“抓飞”，她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铃声。
一个航班中，为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航司会额外准备一些空乘人员，这被空乘们叫做“备份”。按照规定，每飞完四天，祝佳会固定休息48小时。
但是如果在备份期内，她只能在家附近等着，箱子要提前收拾好，人不能走远，随时待命。
假如没有等到电话，那就“逃过一劫”。
旅客是上帝 空姐是服务员
培训的时候，祝佳被教导，乘务员的核心职责是保障客舱安全，其次是服务旅客。但飞了三年，她感觉自己90%的精力都搭在了服务上。
有一次飞沈阳，是一班偏晚的航班。餐食发完之后，祝佳手里还有多出来的份数，她在客舱里多问了一轮，把能加的餐都发了出去。流程走完，祝佳开始收垃圾，客舱慢慢安静下来。
这时，有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士按了呼唤铃，想要加一份餐。她过去说明情况，语气平稳，告诉对方加餐已经发完，客舱里还有其他几位旅客在休息没有拿餐，如果后面有多余的，可以再送过来。
对方听后表情已经有变化。她转身回到后舱，又去确认了一次，得知还有一份刚加热好的餐。餐盒温度很高，她用毛巾垫着，重新走回客舱，把餐递过去。
然而，女士的情绪在那一刻突然上来，声音抬高，话一句一句往外顶，质问她为什么把别人不吃的剩下的餐给自己，语气带着明显不满。
祝佳站在原地解释，反复说明这不是剩下的餐，是刚加热好的全新的一份。“她说不要，说我这个人说话有问题，没有把她服务好，就这一类的话，声音很大。”
声音吸引了周围的注意力。祝佳在那里站了两三分钟，她察觉到周围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于是蹲下来和对方说话，把语气放低，希望把对方的情绪稳住。对方依旧情绪激烈，她一边解释，一边试着安抚。
旁边有旅客开口，说，小姐姐，那份餐给我，她不吃我吃。周围也有人轻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
祝佳至今想不出自己哪里做错了，但这份职业没办法争对错。
因为害怕投诉，她拿着商务舱的水果去赔礼道歉，乘务长得知来龙去脉后，也专门去和女士沟通。最后，那位女士拒绝了后续给她提供的一切服务，但所幸没有投诉。
那一刻全客舱的人盯着她。她心里并没有太多关于“丢脸”的念头，她只是想，那些回头看的旅客里，如果有人有孩子，他们会不会想到，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打工，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希望他们在外面不要遇到这样的委屈。
还有一回，飞机上有一位5岁的无陪男童，他一个人坐飞机，家长在目的地等着。
男孩要上厕所，但在高空颠簸的飞机上，他害怕一个人待在卫生间。当天乘务组全是女空乘，最后是祝佳守在门外，门留着一条缝。因为怕他站不稳，祝佳牵着他的手，等他上完才出来。
说起这件事时，她带着一点哑然失笑。
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。祝佳说，有时大人带着孩子登机，起飞和下降阶段无法使用洗手间，有的小朋友来不及，家长会用瓶子或清洁袋解决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排泄物需要自行丢进卫生间垃圾桶，但现实里，经常有人直接递到乘务员面前，希望由她们处理。
有旅客身体不适，在客舱里呕吐，也会有人直接要求乘务员清理现场。祝佳解释，这类情形已经超出职责范围，她们可以提供手套、纸巾、毛巾，也会尽量帮忙协调座位，把受影响的旅客调开，但清理本身，理应由旅客自行处理。
祝佳说，这类情况其实已经属于“超规服务”，即超出了基本流程的服务。“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问题，但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我们来做。”
但现实里，这个边界很难守住。民航圈里流行一句话，“宁愿超规，也不要被投诉”。超规了，公司不会追究，顶多口头提一提；但如果接到投诉，空姐一定会被追责。
旅客投诉的理由可以是任何事：餐食难吃，洗手间没有及时打扫，乘务员“妆容不够精致”，“态度稍有欠缺”。而这类笼统的理由很难用客观事实来反驳。
航司会区分有效投诉与无效投诉，如果是空乘依据安全规范提出对旅客的要求，如把座椅靠背调直、收起小桌板，旅客对此不满而投诉，会被判定为无效。
但有些高等级会员对规则非常熟悉，也清楚哪些理由更容易被航司认定成立。他们会提出一些本不应额外提供的需求，比如索要整瓶未开封的饮料、成套的机供品等。
一旦没有被满足，他们就可能从其他细节入手寻找问题。比如安全检查中的座椅靠背、客舱清洁情况、服务细节，只要被抓住一点，就有可能被放大成投诉理由。
“客舱里没有监控。”祝佳说，有些找茬的旅客会为了投诉伪造证据，比如在飞机下降时放下座椅靠背的角度，用手机录下视频，就有了乘务员安检漏项的投诉。
收到投诉，全机组都需要写一份来龙去脉的报告，还原当时的情况，证明空乘是否有责任。但是一旦旅客有视频作为证据，航司基本都会判定投诉成立，空乘“百口莫辩”。
空乘这个岗位，很多时候并不是“做错了什么”才会被投诉，而是处在一个随时承接情绪的位置。
三年里，祝佳没有收到过投诉，但身边同事的遭遇她见过不少，大部分投诉的理由都是“服务态度不好”。
这个笼统的理由背后可能是空姐没有满足其需求、在沟通中一时没有控制好情绪、语言方式出了差错让旅客误解，或是刚好遇到心情不好的旅客被故意刁难。而航司会偏向照顾旅客的感受。
某次飞行前，乘务组拿到旅客信息表，里面有一个白金卡旅客，旁边标着投诉次数。那一趟航班上，因为前舱已满，无法升舱，那位旅客就坐在后舱最后一排，几乎全程盯着乘务员的操作。
祝佳和组员们心里直打鼓，对方过去有大量投诉记录，也知道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抓住。于是只要条件允许，都会尽量满足他的要求——提供商务舱的杯子和餐食，甚至把他自带的食物加热、摆盘，再端过去。
按规定，这些都是超规服务。但是空乘们知道“他投诉过上百次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，有多的就给他”。
最难熬的是飞北上广的航班。祝佳说，这些航班多是商务旅客，时间紧，很少办托运，经常人手一个电脑包、一个20寸的登机箱，上了飞机就要求空乘帮忙搬行李。
有限的行李架一排排被塞满，电脑包还不能受到挤压，祝佳时常整理行李架整得焦头烂额。
她的腰病大部分原因都是给旅客搬行李，但实际上，空乘并没有这个义务。民航局《客舱运行管理》规定，除老弱病残、孕妇和无陪儿童外，应由旅客自行摆放手提行李至行李架。
然而，规定只有空乘知道。“人家觉得我买票了，我要的就是你的飞机上的服务，我让你帮我放个电脑包也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，要你帮我放就帮我放。”
每当看着一些比她还高的男人提出这种要求，她心里都有些不愿意，“这么大人了，没手没脚吗？”但碍于投诉，她很难开口拒绝。
情绪，就这样被压缩进充当“服务员”的日常里。
祝佳说，10次飞行里，有3次上机前都是硬撑着去的。进了舱门，笑容就要摆在脸上，声音要保持令旅客舒适的音调。
从万米高空落地
辞职的念头冒出来过不止一次。
每次一冒头，祝佳就去给自己买杯奶茶，买个小蛋糕，哄自己“再坚持一下”。第二天心情好了，还是照常去飞。
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，是一趟几乎被拉到极限的航班。
飞机一路延误。从杭州起飞时，便延误了将近4个小时，等她们第一次落地广州时已经将近22点，到酒店快22点半。乘务组开好房间，刚坐下没多久，23点50分，准备会的通知来了。因为回程班也在延误，她们要先在广州酒店开会，等通知进场。
后面的飞行又延误了两个小时。祝佳和同事一刻也没闲着，不断安抚旅客四处蔓延的怨气，被各种指着鼻子骂，要求给个说法。
第二天早上8点多，飞机落地。等到酒店开好房间，收拾好躺下，已经快上午10点了。下午刚睡醒，她收拾收拾，又要开始飞。
她原本还抱着一点侥幸，经历了这么累的航程，可能会被换下来。但是没有，按照规定，她们的休息时间刚好达标，符合十个小时的休息期，祝佳被安排当天继续飞下一班。
就在得知当晚还要继续飞的那一刻，她突然觉得撑不住了。
她坐在酒店床上，盯着手机屏幕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“我要撤了，我撑不住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她去找到经理提了辞职，“等飞完这班，咱们面谈。”
经理先是劝了一会儿，但听到她去意已决，也看出留不住，便点了头。
“厌飞”是原因之一，但她更多的，还是思考未来的职业发展。她认为，空乘这份职业天花板低，无论做十年还是二十年，无论是做乘务员还是乘务长，本质上都不会有所改变。
相比之下，她更想试试另一种可能。哪怕是从摆摊开始，慢慢做小生意，靠自己一点点往上走，也比待在原地更让她充满期待。
尤其是在她看来，很多选择是有时间窗口的。“如果等到二十七八岁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再出来折腾，就没那个精力了。”
祝佳的最后一趟航班，是从新疆飞回杭州。她记得自己一路都很兴奋，盯着机舱里的每一个细节看，甚至对机舱内定制的矿泉水都生出不舍，“以后当旅客就喝不到这个了”。
彻底落地那一刻，她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，拿出手机给自己拍了好些照片。凌晨的航班，她却精神得很，说了很多话，一点睡意都无。
离开之前，同事、家人都来劝过，说辞无非是体面、稳定，希望她留下来。
她和妈妈说，之前三年，年年过年都在飞。第一年过年，妈妈和姥姥特意去杭州陪她，待了两天，她又被派去执行航班，妈妈和姥姥就走了。那个年，过得稀碎。
“逢年过节别人都在团圆，我在航班上发餐发水。”当了空姐后，过年过节这件事，和她很久没有关系了。
家人最终支持了她。
她选择了裸辞，回到山东威海，没打算再找工作，径直奔着摆摊去了。她说，不想再给其他人打工，想自己做些小生意。
摊子的事，是妈妈先起的头。祝佳从小跟着做个体生意的父母长大，妈妈专门去外地学了卤鸭货的手艺，回来教她。祝佳本来就爱吃，学起来也有兴趣，又觉得现在开实体店风险大，“开店80%都赔，加盟也好、自己做也好，能活下来的很少”，倒不如从摊子做起。“今年摆摊，明年没准就开店。”
2025年11月，她在威海老家把摊推出来了。第一天备了七八斤的货，没想到一个半小时不到就全卖空了，进账三百来块。
那天收摊，她站在空了的推车前，心里生出一种被认可的踏实。
如今，她每天下午5点出摊，8点收摊，卖完了就提前走。白天就在家卤货，清洗、处理香料、入锅。
刚回来时，这些活儿做起来生疏。当空姐的那三年，她几乎顿顿都是外卖，不会做饭用刀，香菜和芹菜分不清楚，连土豆多少钱一斤也不了解。现在她知道怎么调味，怎么摘菜，哪个市场的货更新鲜。
摆摊的生活也辛苦，但节奏是她自己能掌控的。
空姐的经历，帮了她不少。摆摊招揽顾客，其实用的还是飞机上那套，“知道什么话人爱听，什么话让人不舒服，张嘴就是哄人，情绪价值提供得手拿把掐。”
城管来了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她把高高的牌架子放下，蹲在路边躲着。实在躲不过，她就主动打招呼，问一句“哥，吃点啥”。
比起飞机上的旅客，摆摊遇到的人要好相处得多。航班延误、餐食发放，这些都不在她的掌控范围内。旅客的不满落到她身上，她没有太多可以解决的能力。摆摊时，她要是让顾客等久了，可以主动补偿，所有的决定权都在自己手里。
飞机上遇到的旅客，落地之后就再也不见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而摆摊的顾客大多都是熟面孔，加了微信，知道对方叫什么，爱不爱吃辣。有人提前发消息，让她留一份；有人买得多，照顾她生意；还有人主动帮她搭了条供货的线。
以前飞航班，她说自己“看谁都不顺眼”，现在看谁都想聊两句。她变得更愿意跟人说话，也更容易开心。
从空姐到摆摊，这种落差在很多人眼里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她没有这种感受。“我不太在意面子，面子不是体现在干什么工作、穿什么衣服，而是跟人打交道、遇到事情的解决能力。”
她比较了一下收入，和过去飞航班相差不大，有时甚至更多。“飞航班也分淡旺季，旺季我不一定能赶上”。现在摆摊，有时卖得多，有时卖得少，但她心里有一份确定感，“毕竟我会了这个手艺，我就饿不死。”
身边不乏质疑的声音，家里人说她不敢吃苦、三分钟热度，摆个一两个月就不干了，朋友也有不理解的。她听了也不恼，这些声音左右不了她，只是心里憋着一股气：咱走着瞧，你越说我不行，我越整给你看看。
更关键的，是身心方面的向好。
她的作息慢慢调整了回来，手机里常年响起的闹钟终于关掉了。
辞职后，她每天七点多自然醒，晚上十点半、十一点准时困。没有人叫她起床，也不用担心第二天是不是早班航班。
就算休息日，她也差不多八点左右醒来，整个人是清醒的、轻松的。“之前下午一两点醒还觉得累，现在是早上醒了就精力充沛。”
各种职业病随着落地正在恢复。腰好了一些，中耳炎退了，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脚疼腿肿慢慢消失。她不再需要在狭窄的过道里来回跑，不再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密集的准备工作。
同批入职时，培训班里30多个人，现在只剩了十几个人还在飞。有老同事专程来威海看她，聊公司最近又有什么新鲜事，说到哪个同事终于也要走了，问问外面找工作难不难，也问祝佳现在过得怎么样。
“很多人都想离职，但是没有勇气，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嘛。”
祝佳想起来，自己提出辞职后，“帮飞”的那一个月。
那是她飞过最快乐的一个月。她不再时刻紧绷，也不再被情绪牵着走。遇到旅客，她会更主动、更耐心，甚至像刚入行时那样，仔细讲解每一个细节，愿意专门领人去洗手间。“就感觉自己不累了，好像还能再飞两年。”
但她很清楚，自己必须得离开。她不能把时间继续消耗在一份“看得到尽头”的工作里。
“我挺满意过去的工作，但这个客舱绝对不能困住我一整个青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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